理论上，货币政策通过商业银行的贷款投放影响投资、消费，进而达到政策预期效果。现实中，监管部门、商业银行和实体经济都存在影响信贷渠道作用的因素。

 

货币政策信贷渠道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受银行资本水平及存款准备金率约束。资本充足并能满足存款准备金率约束的银行在贷款市场中的比例越高，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传导越有效。另外，信贷规模和贷存比等指标控制影响信贷渠道效果。过去，由于不满足贷款规模或贷存比指标，部分商业银行虽有足够的资金来源，却无法为企业提供更多可贷资金，于是买卖规模、监管套利等现象不断。与此相对应的是，很多企业无法直接从银行获得贷款，只能通过影子银行（信托、基金、小贷公司等）获取资金，最终延长交易链条，推高企业融资成本。

 

另外，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三农、小微企业、中低收入人群等很多短板，需要普惠金融支持。同时，部分行业“僵尸企业”需要压退，新兴科技企业需要支持，但后者往往财务状况欠佳、抵质押不足、风险偏高。只有资金价格低、回旋余地大、隐性担保多的国有银行，才能更多发挥补短板的社会功能，虽然也有非国有银行定位服务小微企业等，但其较高资金价格影响货币政策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投资收益率下滑情况下超发货币，容易引发银行通过理财空转、票据空转、同业空转、信贷空转等套利。其中，理财资金过度投资于债券二级市场，推高资产价格。2013年后银行直接投资或者委外都加大了债券的配置，或通过通道投向银行间债券市场的超短期融资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PPN、ABS、ABN 等债务融资工具。因新发行债券量较少，增量资金主要在二级市场上竞争较少的资产，债券收益率下行，因此理财对实体的帮助作用打折。而票据空转过程中，银行通过收保证金揽存，企业利用银行承兑汇票推迟现金支付时间，经营困难企业无法贷款，可通过票据融资。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将被纳入信贷规模，重新归入银行表内。所以票据空转一定会消耗银行信贷额度和资本占用，银行只能设法将票据资产在表内进行挪移或者转为表外。票据空转给银行带来短期收益的同时，埋下长期风险隐患。信贷空转主要模式有：一是以虚增存款和中间业务收入为目的为企业组合办理表内外融资业务，拉长融资链条、造成资金低效空转、增加企业负担；二是以本行表内表外融资违规置换他行表内表外融资等方式，用于企业举新债还旧债，资金未被真正用于生产经营；三是多头过度授信集团企业及个人信用贷款领域，信贷资金被挪用于委托贷款、理财、信托、证券市场等；四是违规发放“搭桥贷款”，套取银行资金进行民间借贷等。

 

实体层面，经济下行期，企业投资和贷款需求收缩，银行资产质量下滑，国有企业成为众多银行的竞争标的，贷款资源在“安全性”胜过“盈利性”，降低价格也集中涌向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事实上，走出经济危机、实现复苏离不开大量中小微民营企业的发展，但这些市场主体投融资需求往往难以通过贷款得到充分满足。

 

为此，笔者建议：第一，建立实施货币发行和央行杠杆率的严格论证机制，据此确定货币发行的总量、节奏。改革基础货币投放机制，确保各类银行平等获取流动性。完善多层次银行机构体系，进一步降低民营银行准入门槛；加快推进国有银行引入非国有投资者、员工持股等混合所有制改革；发展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更好服务县域经济发展；加快农信社改革，使其承担信贷渠道职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营造更加公平的“优胜劣汰”的银行业竞争环境；健全完善信贷担保体系，增加政策性担保机构和全国性再担保机构，逐步建立非商业性担保机构为主的信贷担保体系。完善监管指标体系，清理存款准备金等监管指标，设置表外业务风险资产占比、经济资本占比等弹性指标，更好平衡金融创新和金融安全。

 

第二，强化银行表外业务管理。一是细化《商业银行表外业务风险管理指引》，评估表外业务风险，明确资本要求、拨备计提等，关注表外业务理财以及银证、银基、银保等交叉业务领域风险，防止交叉传染。二是分类监管表外业务。对风险较低的，适度简化监管手续或改审批制为备案制；对高杠杆、高风险的，制定合理的转换系数与较高的风险权重，严格审查商业银行风险防范措施、成本和收益预测、人员配备、内控机制等。三是商业银行要完善表外业务管理。董事会确定表外业务风险资产比重及经济资本占用额度，完善风险管理政策和重大表外业务风险审批流程。管理层制定客户准入、授信审批、风险缓释、风险评估等制度和流程，具有信用风险的或有资产业务，应纳入统一授信管理。成立专门委员会，监督检查表外业务内部制度执行情况。

 

第三，完善贷款定价基础。一是运用大数据技术，整合行政部门、金融机构、网络交易等方面数据，构建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商业银行要构建和执行精准的风险定价机制，引入市场化定价机制，从额度和价格上区别对待不同债务率企业。二是发展企业债券市场，理顺股权和债权融资成本关系。加快理顺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的成本，促进更多企业发债融资。规范管理并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丰富企业融资渠道，为金融市场之间的联动提供媒介，也提供更多投资选项，防止社会资金过度集中。三是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创新。利用资产证券化、银行理财等创新，打通各类金融市场之间的价格，形成企业在金融市场融资的整体效应。

 

第四，实体经济加快结构调整。一是加快国企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国有企业的政府隐性担保，成立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或者国民权益基金，注入全部国有企业股权，并按一定规则分配给全体公民，实现国有股权可交易且落实到人。提高各类主体的市场化程度，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防止国企、垄断、隐性担保等扭曲价格，推高负债率。二是推进产权改革，丰富抵质押资产。落实《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不断完善农村土地确权登记、抵押物价值评估、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抵押物处置、风险补偿和缓释等配套制度，加快农地“两权”抵押，盘活土地资本，破解农村经济发展的信贷约束。三是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实施住房普查，将房产分为保障性住房、一般商品住房、投资型商品住房、办公楼、商业用房等，分类实施供地、规划、拆迁、开发、建设、流转、价格、贷款、税费等政策。既保障居民基本居住需求，也丰富投资渠道，防止房地产业吸收过多的投资，挤占实体经济所需资金，集聚金融风险。

 

（本文发表在2017年5月24日出版的《中国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