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1.3%，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环比同比分别下降0.4和5.9%，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环比同比分别下降0.6%和6.9%。至此，CPI连续15个月低于2%，PPI连续44个月负增长，物价整体下行态势尚未结束（见下图）。尽管CPI还在增长区间，但是综合经济运行各方面信息判断，当前的物价下行的形势十分严峻，通缩趋势已经显现，需要协调实体和货币、改革和调控等多个方面，积极妥善应对。

我国物价持续下行有世界经济周期的共性原因。世界范围的需求不足，导致美国、欧元区、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的物价呈现和我国类似的走势。与世界经济、国际贸易低速增长相伴，美国和欧元起CPI和PPI同时于2012年从前期相对高位下滑，此后一直在低位运行，近1-2年PPI连续下降，与CPI明显分化（见下面两图）。日本因尚未走出“失去的二十年”，物价显得更加低迷。这种世界范围的需求不足背后是，经济周期性收缩，也就是上一轮的商品、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基本饱和，传统产业去产能、去库存仍在艰难推进，而能带来新一轮增长的商品和服务还没有出现、量产或普及，尚不能完全弥补传统产业留下的空白。因此，即使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都采取了超级量化宽松政策，但是经济复苏和物价稳定的效果仍不够明显。

我国物价持续下行也有自身的结构调整的特殊原因。我国经济总体上已经过渡到工业化后期，高端智能的工业产品和服务需求趋于旺盛，而传统能源资源和技术成熟的初级工业品需求基本达到顶峰，经济亟待向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引领的质量和效益型增长模式转变。与此同时，我国钢铁、煤炭、建材等传统产业产能过剩严重，而农业和服务受制约生产效率、种养周期、消费刚性、准入门槛等原因供给还显不足，“互联网+”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相关行业的成本。因此，价格总体下行过程中，不同产品和行业有所分化。近几年食品和服务价格涨幅持续高于CPI整体，10月食品和服务价格均上涨1.9%，比CPI高0.6个百分点。

我国物价下行的另一个原因是部分沉淀货币未形成衡量物价“尺子”。货币是衡量物质经济的“尺子”，“尺子”大小往往对应着物价的高低。我国处在“三期叠加”时期，面临转型升级的新常态，货币政策进入精准滴灌、盘活存量、工具创新的新阶段。货币总量一直保持相对稳定，但金融结构不完善、市场成熟度不高、制度有待健全，使得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大量货币资金并未流进了实体经济满足了发展的资金需求，而是沉淀在政府部门、低效无效投资领域，或产能过剩行业。资金错配和低效，导致部分实体经济部门资金需求无法及时满足，也是物价下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物价持续下行将加剧生产萎缩。理论和实践都表明，理想状态是经济增长的同时物价温和小幅上涨，物价持续大幅上涨和持续通货紧缩都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如果非要比较，严重通缩的负面影响还要大于通胀。通胀最先受害的是终端消费者，因为上游生产者今天的成本会被明天更高的售价覆盖，而对消费者，所有环节上涨都要传导到终端。通缩最先影响生产者，因为今天以相对高价购进的原料，明天只能以相对低价售出，赔本危及生存，而对于消费者，价格越低，不变收入可购商品越多。

物价持续下行将阻滞经济转型升级。经济新常态下，稳增长迫切需要拓展新需求，增加新供给。如果是供求关系导致的物价变动，应对通胀主要靠资源投入增加供给，而拓展新需求应对通缩需要科技升级和制度创新，主要依靠生产企业，价格持续下降至企业生死存亡的边界，“母鸡”将死，谁来生创新的“蛋”？如果是货币数量和结构变化引起的物价涨跌，应对办法主要是调节货币总量。布雷顿森林体系后，世界各国货币发行都没有黄金之类的固定“锚”了，而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经济需要甚至当局的偏好，因而普遍倾向于货币多发。通胀时收缩货币相对容易，而通缩时如何找到沉淀货币存量并将其盘活，需要通过改革理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否则再多的增发货币也难以起到稳定物价的作用。可见，经济转型升级需要的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在物价持续大幅下行的大背景下都很难推进。

我国缓解物价持续大幅下行，关键是顺应结构调整大势，通过挖掘内需和货币改革与调控，给企业转型升级赢得时间，并始终保持适度压力。具体办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补齐经济社会发展短板挖掘新领域和新主体的需求。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巨大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其中含义之一在于区域、城乡、企业、居民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内需仍有很大挖掘空间。挖掘短板领域内需，将城市地下管廊、农村扶贫和民生改善等，由增长潜力变成现实动力，由潜在需求变成现实需求，需要运用财政补贴、定向贷款、消费金融、PPP合作+特许经营等方式，加大投资力度，支持上述领域基础设施、公共产品和服务等的建设和消费。有限需求的缓慢回落，有利于价格稳定，给企业转型升级留出时间。

二是科技和制度创新用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用新的供给创造新的需求，是经济走向复苏和走上新一轮增长周期的根本，也是物价回归正常的根本。继续坚持简政放权和放管结合，界定政府权力，规范市场运行，建设诚信、透明、民主、市场的社会营商环境，实施国家大数据和互联网战略，运用现代科技有效促进供给和需求互动，切实调动企业创新积极性，发挥其创新主体的作用。扩大互联网、新材料、智能制造、新能源等领域的开放和国际合作力度，组建公关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国家实验室，发挥政府重大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

三是适度放宽货币政策，加快金融和价格体制改革。当前供求基本面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背景下，首先要保证货币环境适度宽松，同时利用降息降准、定向降准等货币政策，为急需资金领域增加资金供给，防止出现货币不足引起的价格持续下行。同时要加快利率、汇率等市场化改革，健全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贵金属市场、期货市场、衍生品市场等金融市场，促进各市场之间协调联动，完善金融机构体系，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改革能源资源等垄断环节价格形成机制，保持物价基本稳定，减少物价下行对生产者的损害。

有人担心，世界范围的大规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后，未来将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大通胀。的确，恶性通胀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如果我国的经济转型升级明显落后于国外，在发达经济体开始整体复苏时，我国经济仍然没有找到新的动力，还没有走上新一轮增长周期，那么等待我们的将很可能是滞涨和人民币大幅贬值。所以，当前物价形势，看上去是价格的事，实际问题出在了经济和货币身上。解决办法自然也就不能就价格说价格了。